既要强调真诚和谐，也不讳言实用主义。

只有病态的扭曲或悲剧性的极苦才能够使人超越对死亡的畏惧而敢于自杀。参见林志洁：《子宫里的战争—母体权与胎儿权之冲突》，载《法令月刊》2006年第12期。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权利通过论证而被型塑。在我国，主张承认胎儿享有生命权的吁求逐渐强烈。如王泽鉴先生认为，胎儿亦得为人格权的主体，并列举其保护范围为生命、身体、健康、名誉、隐私、肖像。二是指一种维持生存的传记（biography），意谓有价值的生活（live as well）。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虽然尚不能说人的精神与其他动植物具有同一物质基础，但仅仅证明作为法律意义上人格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的生命在法律意义上与作为物的动植物生命具有同一物质基础，就足以使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区别不能成立。他还指出，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个人在私生活上的自由，借用这一观念可以作出如下诊释：第一，私生活上的自由是个人一种行为上的自主。

但是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所反对的恰恰就是独特性：法律设想的人是同样的人、相似的人，因而以普遍的规则来统率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个人。在积极的方面，则要求全人类在一切交往中始终遵循共同道德原则。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以外部行为作为评价人的标准，至于人的内心和其个人情趣，都不再是关注的对象。（三）注重客观而对主观的有意回避以实际存在的行为为评价对象，以客观的、外部的动作作为法律计量的基础，这已成为法律的普遍特征。

一个具有价值性、目的性、社会性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24]德国学者耶塞克与魏根特也认为，虽然对于同样的危害结果应当给予同样的法律责难，但也存在许多不能非难行为人的情况，主要有身体缺陷、理解错误、知识不足、经验欠缺、年龄的增加导致身体的衰退，以及存在行为人无法解决的特殊的情境困难。

[36]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溯源与发展》，孟宪昌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以下。[46]这就可能产生普遍与个别的矛盾抽象的规则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个案所表征的具体现实，个案的特殊甚至可能颠覆既存的规则。当人们竭其所能仍然不能获其生活所需时，国家就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要迁就人类的惰性，那些不思进取的人，本身就不能算作弱者。

个人思想的成熟首先需要有外在的客观素材，这意味着人必须参与社会生活，感受社会发展的动态与情形。[14]规范性、应然性与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同义词。对于具体的司法活动而言，其任务就不是去确定社会的整体正义应当包含哪些内容，而是要分析在某个特定的纠纷之中正义为何受阻而没有得完满地实现?显然从司法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时需要的就是将法律拟定的标准进行细化，确定在个案中正义之要求为何，质言之，正当‘的判决为何。例如，没有原告的起诉，诉讼过程就不可能启动。

[52]通过个别化，不仅在具体的个人与抽象的规则之间进行了有机的连接，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同样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正要求。[10] 参见[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以下。

在每一种情形中，对于限制行为能力都须予以一定的考虑。[35] 参见洪艳蓉:《现代民法中的弱者保护》，《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胡玉鸿，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首先，考虑一个人的身体缺陷。三、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的可能冲突独特的个人应当适用独特的规则，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法律与人性的契合。第三，这种完全平等式的规定，对于法律的存在而言也是极为必要的。[37]至于在具体法律场景中，对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残疾人所设定的特殊保障措施，大多是以人道主义精神，适度地减轻对这类人的能力要求。如恩吉斯所言，正义要求尽可能地‘具体化，即考虑人和情势的个别状态。

前者即公共领域，也就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活动领域。对于弱者的保护，从宏观的层面上而言，是确定福利权这样一些社会保障权，为弱者的能力进行法律上的补足。

但在实施成文法的过程中，需要具体分析各规范的实际内涵以及冲突事实的本质，并参照法律规则的要求，在规范与冲突事实之间找出最佳的对应。法律规范所涉及的唯一社会现实是人们之间的关系。

[19]换句话说，标准人也就是行为合乎社会常规的不出格的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英国著名思想家柏林关于自由的一种分类。

[17]法律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寻求典型、确立标准的历史。[8] 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页。它是人们固有的权利，因为食物、住所和健康是行使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是人们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更有利的生存条件所需的一种能力和资质。

其衡量标准有二：一是处于劣势的一方不拥有与处于优势的一方相抗衡的力量。相反，法的确定性要求尽可能从这些状况中抽象化，[12]否则即无法达成调控社会的目的。

同样，如果弱者本身就是由国家通过政策和法律造成的，国家承担相应的救助责任也就是正当的。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普遍以人的尊严作为最高的伦理总纲。

二是标准过于模糊或不确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34] [美]赫舍尔:《人是谁》，魄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意志虽然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范畴，然而在定罪时是完全不考虑动机因素……按尼诺的说法，法律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般精神因素—动机‘。[9]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以下。换句话说，在今天的法律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被类型化的行为，而见不到作出具体行为的法律主体。在学者看来，标准与规则的结合，可以为法律的个别化提供保障：一条法律规则，如果与某种标准结合在一起，就具有使自己适用于每一个案件的特殊情况的手段。

[21] 前引[11]，拉德布鲁赫书，第133页。在这一领域中，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发表意见，针贬时政，从而体现公民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使命。

甚至被告实际上不可能预见或避免损害，并且也是真心地赞成无过错即无责任‘的原则，也是百分之百地拥护过错的客观性定义，凡此种种，也都无关紧要。为保障人的独特性的落实，法律需要明确界定私域的范围，允许人们在其中自主、自治，使人不至于完全地社会化，以免人成为和他人完全一样的无差别的存在。

在这个框架中，法官们应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其自身的个性和活力自由地补充与充实法律的内容。它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决定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行动安排，不受任何其他人的干涉。